第一財經日報：很多人認為，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了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機遇。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潘英麗：的確，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范圍內存在客觀的國際貨幣替代需求。由于美元長期貶值趨勢日益顯現，歐元的結構性缺陷能否通過推進歐洲財政一體化予以克服仍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債權國，中國未來20年經濟增長仍然可期，這將支撐各國政府和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中長期信心，使人民幣成為全球范圍內最重要的國際儲備備選貨幣。

但是，主權貨幣充當國際貨幣需要具備三項條件，即國際認可度、幣值穩定性和貨幣流動性。

在國際認可度方面，人民幣的主要問題是法治建設相對滯后和軟實力薄弱。人民幣幣值的長期穩定性取決于中國經濟轉型是否成功。如果經濟不能成功轉型，那么眼前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只會引發人民幣投機熱潮，這種短期投機熱潮具有不穩定性、破壞性和可逆性，無助于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貨幣的流動性取決于貨幣主權國家有無規模巨大、流動性良好、成長性和穩定性俱佳的資本市場和資本項下貨幣的可兌換。

以上三要素一定程度上已經給出了政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積極作為的領域：法治建設、經濟轉型和資本市場發展。因此，人民幣國際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操之過急。

貿易結構制約

日報：貨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國際貿易是否支撐。目前人民幣在推行貿易結算。你認為是否有很好的貿易微觀基礎支撐？

潘英麗：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政府將人民幣國際化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出臺了相關政策積極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但兩年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呈現出不對稱性問題，即進口貿易結算占到了全部人民幣結算的90%左右。結果是外國出口商獲得了人民幣升值利益，中國積累起具有貶值風險的更多美元儲備，出現了事與愿違的狀態。進口企業在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反映出政府行政推動、追求人民幣結算數量指標的重要特征。

從貿易角度講，目前中國處在垂直國際分工體系的中端，我國從亞洲國家進口中間產品，加工后再出口到歐美國家。這種與亞洲國家的垂直分工而不是水平分工，也就是互為需求的貿易伙伴關系，會制約人民幣在亞洲的區域化發展。

通過對亞洲國家的貿易赤字輸出人民幣的同時，我們將在對發達國家的貿易盈余中積累起更多的美元儲備。中國向美歐出口的相對低端產品純屬買方市場，中國企業處于談判的不利地位，無權選擇計價和結算的幣種。

因此，在貿易結構調整中，如何將我國參與的國際分工從垂直型轉變為水平型，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需要完成的貿易轉型。

人民幣低估時開放資本賬戶會導致資產賤賣

日報：你怎么看待人民幣國際化所要求的資本項目可兌換？

潘英麗：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貨幣發行主體必須給持有人提供充分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具有兩個含義：一是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市場必須具有充分的流動性；二是人民幣可以比較自由地兌換為其他貨幣。就后者而言，中國資本賬戶尚未實現較為充分的可兌換。

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需要三大條件：利率市場化和銀行體系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國內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需要得到較充分的發展；匯率處在合理水平。如果人民幣低估時放開資本賬戶，無疑會導致國內資產的賤賣。因此，創造資本賬戶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的條件，需要加快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加快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

另外，政府也需要在人民幣匯率政策方面有所作為。在人民幣低估情況下，政府應將重心放在不規則地調整中心匯率漸至相對合理的水平。

推進“資本輸出、貿易回流”

日報：你理解的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思路是什么？

潘英麗：當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尊重中國經濟的三大現實，并以此為出發點：1。短期內不可能也不應該實現資本項下的人民幣完全可兌換；2。內部市場開發有待時日，出口導向型經濟仍有其慣性；3。金融體系較為脆弱、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相對有限。

因此，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應從“貿易項下流出、資本項下回流”轉變為“資本項下輸出、貿易項下回流”的推進策略。

日報：具體推進的路徑或著力點有什么？

潘英麗：第一，從滿足對外實體經濟往來的內在需要做起，通過貿易融資和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人民幣在商品貿易中的計價、結算和支付；探討出臺相關政策鼓勵私募股權等機構投資者的對外股權投資，這將極大提升國家外匯資產的有效配置，在規避匯率風險的同時，促進國外先進技術吸收和本土產業升級。

第二，加快中資銀行的國際化進程，從商業銀行境外人民幣存貸款業務和相關服務做起。

第三，本土人民幣國際債券市場的發展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環節。當前需要加快推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資源型國家的政府在內地和香港地區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促進中國居民對外人民幣債權的積累。這不僅有助于中國產品的出口，而且還有助于中國進口資源類產品的人民幣計價，因為資源型國家的人民幣負債需要通過資源出口換取人民幣收入來清償。